最近,身边的日本朋友经常问我:“深圳究竟在哪儿啊?”很显然,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深圳是紧邻香港的经济特区。而且,由于日语里没有“圳”这个汉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地名用日语应该怎么读。
但是,近段时间,日本各大电台、电视台几乎每天都在播报从深圳发来的关于华为、比亚迪、大疆创新的新闻。深圳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对此,很多日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因此,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兴起了一股“深圳考察热”,政治家、大型企业的社长纷纷前往深圳考察,以便近距离了解这座城市。近日,我也跟随一个日本的考察团去了一趟深圳。
日本政经两界的“大人物们”基本上都去过北京、上�：拖愀�,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深圳。我每年都会去北京5次,却也很少去深圳。屈指算来,这次的深圳之行距离上次已经隔了20年。其间,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很多东京人认为位于东京的电器一条街“秋叶原”是世界第一电器街,并一直引以为豪。但是,从规模上看,位于深圳的“华强北”电器街是秋叶原的30倍。所以,这里才是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电器街!而且,秋叶原主推“20世纪的产品”,华强北转售“21世纪的产品”。此外,光顾秋叶原的顾客主要是普通游客,而华强北的顾客则是来自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采购商。
我在华强北的一家门店亲眼见证了一桩交易: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买家以“万台”、“十万台”为单位采购了大量具有AI(人工智能)功能的儿童手写电子笔记本。签完合同之后,买家用现金的方式支付了货款。随后,这些电脑被打包装箱运往深圳港。在深圳,这个过程被称作“深圳质量”或“深圳速度”。试想一下,如果这桩交易交易发生在日本,恐怕会耗时好几个月吧。
华强北大厦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被某投资公司租用的房间。走进房间,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张宽大的桌子和几个坐在桌子前专心工作的年轻人。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几个年轻人并不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而是素不相识的“创业者”。租用这个房间的投资公司向每位“创业者”提供一个仅能容下一台电脑和一把椅子的狭小空间,然后每个月收取1000元租金。不仅如此,双方还约定租赁期限仅为3个月。如果“创业者”在3个月内没能推销出自家产品并签下订单的话,他将立刻被“清退”。如果“创业者”的产品在华强北反响良好,那么他将获得投资公司高达10万美元的融资,办公场所也会搬到到更高一层楼上,那里的空间相对更宽敞。如果“创业者”能够取得进一步的成功,那么他将获得更高金额的融资,办公场所也会搬到更高一层楼的“单间”。
华强北模式是一种令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都目瞪口呆的“超级市场经济”。怀揣着成功梦想来到深圳的中国年轻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某种尖端技术或独特创意的创业者;另一类则是将其变为商品销售出去的投资者。不论是哪一类,要想在瞬息万变的终极市场经济世界里拼杀出一片天地,都必须具有过人的眼力。
一篇报道中曾这样写道:华强北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由于这里曾是手机产业的集聚地。深圳及其周边地区,以华为、OPPO、vivo这三大中国手机制造商为首,每年生产近9亿部智能手机,其制造技术正是深圳发展的原动力。
我完全理解上述观点,但它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深圳已经超越了电子产业集聚地的象征——美国硅谷。
智能手机是“点”性商品,即一维商品。如果将其延展成为“线”甚至“面”,即“二维智能手机”,那就是被称作“会奔跑的智能手机”的电动汽车,以及无人驾驶汽车。
现如今,深圳市内的公共汽车已全部替换成了“电动巴士”,1万多辆燃油出租车也换成了“电动车”。此外,去年12月,无人巴士驾驶实验项目也正式启动。而引领着这些“二维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公司正是总部设在深圳、如今已跻身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之列的“比亚迪”。此行,我所在的考察团拜访了比亚迪总公司,我也有幸见到了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在交谈中,他自信满满地表示:“21世纪的汽车产业将是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的时代。”
如果从二维延展到三维,那么“会奔跑的智能手机”将会变成“会飞的智能手机”,即无人机。目前,在商用无人机领域,总部设在深圳的“大疆创新”占有全球7成市场份额。此次深圳之行,我也与一位大疆创新的高管进行了交流,他非常有信心地表示:“21世纪将是人手一部无人机的时代。”
一提到飞行,日本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国民漫画《哆啦A梦》里的“竹蜻蜓”。从22世纪的世界穿越而来的蓝胖子“哆啦A梦”,将巴掌大小的竹制螺旋桨放在人们的头上,它就能像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一样旋转,带着人像鸟一样在天空中翱翔。《哆啦A梦》里的世界也许将不再是幻想,到2050年左右,人类很有可能头戴无人机,在天空飞翔。如果20世纪是二维的“汽车的时代”,那么21世纪可能是三维的“无人机的时代”。“21世纪的无人机时代”的引领者,既不是美国、欧洲,也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通过这次深圳之行,我清晰地意识到,一维的华为智能手机、二维的比亚迪电动汽车以及三维的大疆创新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中国企业制造出最终的成品,日本企业则成为外包商制造零部件。而且,这一情况已成既定事实。20世纪80年代,日本松下公司在北京投资开设电视机工厂。当时,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是生产销售的总公司,而中国是提供零部件的外包公司”。这种“日本在上,中国在下”的上下关系持续了好几十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发生了逆转。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深感危机,迅速制定了应对方针:即于今年2月召开以官房长官菅义伟为议长的“技术革新战略调整会议”。据称,日本政府将以今年6月为期,出台包含具体行动计划在内的“综合技术革新战略”。
不过,在此之前,我个人以为,“技术革新战略调整会议”的全体成员应该先来深圳考察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