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3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我国设定的财政赤字率来看，不能简单地与外国比，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
减税降费仍有空间
刘尚希称，“赤字往上走容易，而下来是很难的，那就必须要压缩支出，增加收入，赤字和债务才能压得下来。要算总账，因此得有一个整体考虑。”
刘尚希表示，只看中央财政，我国财政赤字率好像比国外低。但问题是要明确“搞”出债务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通过财政赤字、债务来大水漫灌扩大总需求，而是在结构上进行调整。让企业通过创新提高效率、附加值、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才是关键。
在减税降费方面，刘尚希表示，今年还有一点空间。但无论是减税还是降费，它不会是无限制的，明后年仍会存在问题。企业不能靠持续减税降费来维持生存。作为企业，唯一出路就是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附加值，如此才能在竞争中生存。
降成本是一个分配问题，与多个环节相互关联。刘尚希表示，比如原材料涨价，对企业上游来说是收益，但对购入原材料的企业则是成本。这涉及到生产要素价格问题，对上游是收益，下游则是成本。对劳动力来说，工资是收益，但对企业来说就是成本。这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分配关系，不能只抓住一点去考虑企业问题，必须放到全局中来考虑制定政策，谨防政策出现跷跷板现象。
个税起征点调整需考虑综合平衡
谈及备受关注的个税起征点（免征额）调整，刘尚希认为，“要有一个综合平衡的概念，否则结果就是赤字、债务扩大，它反过来会对整个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国家的钱袋子与个人钱袋子必须综合平衡，一旦失衡，偏向任何一边就会导致公共风险，最终危及到所有社会成员。”
对于个税起征点是否还有上调空间，刘尚希认为，个税起征点调得越高，交税的人就变少。个税起征点确实要考虑生活成本问题，随着生活成本上升而调高。但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难度很大，很多规则还未建立，无法准确把握。比如，如何定义大家庭与小家庭。另外，以家庭征收，必须有家庭核算，纳税人必须把全家的成本、收入、财产核算清楚，自己搞不清，就只能找会计师来帮忙，政府必须对家庭所有的财产和收入一清二楚，财产包括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字画、古董等。如果这些信息不清楚，则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从税改来看，刘尚希表示，它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但如何操作需考虑。对资本收入如果收重税，资本就会“跑”，因此世界各国对资本收入基本都是实施比例税，相对来说较轻。有的家庭靠的就是资本收入，并没有劳动收入，但是他靠资产收入有可能比普通人的劳动收入还要多。
另外，从劳动收入来看，高管和打工者明显不同。刘尚希指出，“此问题涉及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收入财产的信息系统，这些征管的基础设施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讨论个税如何大改革都是空想，顶多是小改革。”
对于个人房产税的征收，刘尚希表示，房产税与个税征收具有相似之处。征收个人房产税需将房产信息“摸清楚”，因为房产的持有情况非常复杂。
刘尚希表示，中国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大的问题。在征收上，是所有房子都征收，还是只针对一部分征收；是只针对城市征收，还是包括农村，这些都需考虑。另外，以北京为例，二环内一套房产可能价值上千万元，但它的持有者可能恰恰是低收入者。在六环，可能有豪宅或别墅，但是评估价值低。因此，房产税的征收是按评估价值还是按面积，需要谨慎权衡。
降成本需从整体考虑
“降成本要从整体考虑，从单独某一个方面考虑是无法下降的，也不会持续。”刘尚希强调，减税降费是阶段性的，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丧失潜力，没了空间。
刘尚希举例说，企业成本高首先是整个经济的资源错配成本高。比如，企业产能过剩会导致成本高、杠杆率高、利息多、财务费用大。另外，库存多占用资金周转，也会导致成本高。事实上，上述这些都是市场体制机制扭曲造成的。
“降成本是整体性的问题。从老龄化角度看，老龄化会导致适龄劳动力减少，造成用工成本提高。”刘尚希提示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大关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在短期内是无法逆转的。
在刘尚希看来，缴费体制和征管体制也需要改革，否则遵纪守法、按规矩缴纳五险一金的企业，成本会相对较高。因此，要拓宽费基，从而降低成本。费基的拓宽包括应缴费的企业必须缴费，否则财政补贴负担会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