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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国刚（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我生在陕南，长在关中，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大学毕业后能放弃不错的薪酬来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的深圳发展，是有缘分的。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在一位广东亲戚的鼓励下，我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边陲”深圳。

　　初到深圳，满眼荒凉。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烂水沟。

　　爱华电子公司正在深圳招聘干部。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我，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手续，但我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速度”。

　　1983年，由中日友好团体出面，在全国招考两名懂日语，兼通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学习证券。我的情况是，1964年，我以考区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日语专业；在爱华电子从业期间，因为与日本企业进行商务谈判时需要用到股份、证券等知识，我通过自学积累了基本金融素养。得益于这些准备，并凭借良好成绩，我顺利踏上日本留学之路。

　　回国后，我从爱华电子来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工作，直至1988年深圳市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应邀担任专家小组组长，开始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当时股份制、证券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从中央到地方争论激烈，没有定论，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使命背景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拍板，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先行先试，率先开市，杀出一条创建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标志着新中国股市从深圳走来。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1991年4月22日出现了可怕的一幕，这是深交所乃至世界股市颇为罕见的“零”成交一日。

　　“要发新股”“股市要停市整顿”等谣言四起，再度令股民不寒而栗，加剧了股市下跌。到1991年9月7日，深发展股票跌至每股13.75元。损失惨重的股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有人来救市。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以2亿元购进龙头股——深发展，进而稳住大市。到10月10日，深发展股价升至每股逾26元，此后进一步升至每股逾36元，股市有救了。

　　1992年8月8日至8月10日，深交所采用了认购电脑抽签表的办法，发行1992年度新股，共有120万人参与认购。他们挤满了深圳城乡303个发售点。8月10日，发生了因售表时舞弊行为引发的事件。李灏现场果断表态：一定严惩腐败，并提出增发500万张抽签表，于8月11日早上开始原地发售。

　　1993年，我推动深交所在全球股市中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经过30年洗礼，深市“老五股”（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中，万科A（原深万科）、平安银行（原深发展）不断成长壮大，直至成长为目前世界500强公司。希望通过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背景下，深市能培育出更多科技巨无霸，与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