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市场普遍希望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呼吁加大减税力度，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中关于财政政策部分的内容受到高度关注。去年会议的定义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而今年修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从“取向不变”转为“加力提效”，从“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转向“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这意味着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多落到实处。
虽然预计明年美联储加息步伐会放缓，但笔者认为做出美联储加息周期即将结束的结论依然为时过早，因此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层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制约。此外，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政策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笔者预计明年财政赤字率可能会重新调回至3.0%，但也不排除明年预算赤字率会突破3%。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会超预期。财政政策刺激不外乎增加支出和降低税负，这两方面在本次会议中都有提及，但相对于“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来助力基建补短板，市场更关注的可能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来为实体经济减负。
从国民收入首次分配角度来看，我国的确存在减税的空间，而且从理论上说，对家庭减税可以提升收入从而刺激消费，而对企业减税可以提升资产回报率从而促进投资，两者都能创造有效的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此外，市场之所以对减税抱有很大期望，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美国政府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明显。但笔者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推行的减税政策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放大美国经济上行周期中的内生复苏动能的作用，并非是美国经济复苏延续的主导因素。
我国目前处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意愿低迷，特别是一向是经济增长稳定器的消费动能在2018年由于受到地产周期的影响而减弱，让市场对消费升级逻辑产生一定的疑问。因此，由于对未来需求和收入下降的担忧，企业和家庭很可能会把减税转化为储蓄而非投资和消费。短期内从稳增长效果角度来说，增加财政支出的效果要好于扩大减税规模。
从长期来看，笔者认为，由于财政支出压力将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而会显著提升，因此大规模永久性减税的概率不大。我国目前人口拐点已现，考虑到目前社保已经存在不小的缺口，这意味着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将上行。此外，我国依然需要在制造业和消费升级方面投入巨大的资金来推动经济转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政府在减税方面的政策空间。无论是短期内“稳增长”需要，还是从中长期内财政支出压力持续上升来考虑，依靠大规模持续减税来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困难较大。
总而言之，笔者预计明年国内宏观政策组合将是“稳货币、松信贷、宽财政”。在中央指引财政政策需要更积极的背景下，预计明年预算赤字率、地方政府债发行和减税降费的规模都会有较大提升，各项“宽财政”措施会积极落到实处。（文章更多内容详见12月26日中国证券报观点与观察版）
